一种圣洁的感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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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圣洁的感情

  阿来的《云中记》是一部神圣的生命颂歌,而不仅是悲天悯人之作。颂歌唱响的时候,人们是仰望上空的,而空中透过云层洒下阳光。当然,《云中记》也是一首《安魂曲》,寄托了作者对汶川地震死难者的深切缅怀。作品的高贵之处,在于它是一种真正的精神性写作,与世俗性写作不同。作者有几句话,讲大地震动,并非与人为敌;人民蒙难,但除了依止于大地,人无处可去,亦即说,这是一件无从抱怨的事情,但生命不因此而显得卑微,相反,是在命运面前显得更加庄重。

《云中记》 阿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 

  小说里的祭师阿巴,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有的殉道者形象。他独自返回云中村,挨家挨户去寻找和抚慰亡灵。在俗常眼光看来,也许疑虑他此举的意义,但我们知道,曾经有人独守深山为红军墓看护了几十年,也有人常年驻守在越战中牺牲的战士墓地,如果他们的看守是有价值的,那么,祭师去安抚村中100多个普通老百姓的魂灵也是有价值的,他为此献身,也是崇高的。这里面的价值只涉及精神价值,使这部作品成为精神性写作。精神性写作涉及真理、真相、正义、良知、同情、忏悔、灵魂、救赎、宽容、博爱等理念,在平庸观念里,这些都属于可重视也可放弃,并无实际用途,但作家不能这么想,作家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要引导中国人往“虚”处想,承认一些形而上的观念。习总书记说,作为精神事业,文化文艺“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”,《云中记》就属于灵魂层面的创作。

  写好阿巴这个特殊人物是不容易的,但作者设计上处理得很好,并赋予其鲜明个性。首先,关于他的身份,他并不涉及大的教派,他属于苯教,只有云中村和远处三个村子里有这种原始宗教,而且,祭祀的只是自己村子的山神。

  其次,阿巴被政府正式授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,他的活动具有合法性,他自己也认为,既然政府让他当了这个传承人,他就要好好履职。

  再次,他对教义及程序并不很熟悉,其职责是由父亲那里传下来的。平时他就是个普通老百姓,以劳动谋生。他懂得祭山,不懂得招魂,对于有没有鬼魂这种东西,他是弄不清的,直到返回云中村时也不清楚。

  最后,正是这样一个半路出家、半吊子,通不了灵、和神说不上话、自己也怀疑自己的祭师,却是真正有着大爱悲悯之心且忠于职守的。他回到云中村,去照料村里的鬼魂,在村里烧起一堆火,让故人们知道有活人回来陪伴他们了。在作者笔下,对于到底有没有魂灵,他有自己的解释:阿巴也但愿这个世界上没有鬼魂,但是,如果万一有,云中村的鬼魂就真是太可怜了。活人可以移民,鬼魂能移去哪儿呢?所以,他要回到村里,烧香,摇铃击鼓,看望妹妹,跟村里每个没有走掉的人都打过招呼,告诉他们阿巴回来了。当乡长的外甥劝他离开,说人死了就什么都听不见了,他也有他的逻辑,说我也不知道死了的人能不能听见,但要是能听见,却没有人来和他们说话,那怎么办?读者为他的逻辑和解释所感动,你可以说他无法证明他的理由,但你无法怀疑,他是在从各种可能性上去为死去的人们着想,更无法怀疑,他的感情是真挚的,深深打动人心。文学,是不是应该表达这种圣洁的不那么人间烟火的感情呢?阿巴回村里的时刻,正是云中村即将坍塌和彻底消失的时刻,他要把亡魂们召集到一起,尽到一个祭师的责任,最后和村庄一起消失。他做到了,有谁还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?文学,本身也应该是一个祭师,应该出现在慰藉人们灵魂的时刻。

  有时候人们容易活得太理智、考虑得太实际,而忘记人生的完整意义。前些天读一篇文章,写一个两岁的女孩,生下来就是青光眼,眼睛是蓝的,看不见,也不能说话,被父母遗弃了。一对夫妇偶然知道了这件事,他们虽然自己有两个孩子,还是好心收养了可怜的女孩,带她辗转求医做手术。女孩两只眼睛都被迫挖掉,但却活了下来。这家人待女孩完全像亲生,哥哥姐姐也一直在保护她。以后,女孩生平第一次主动拥抱了亲人,也拥抱了人生和世界。夫妇两人始终没有后悔过这次抱养,反而说,是女孩教会了他们“如何去爱”这一课。至于女孩的哥哥和姐姐,也从小比其他孩子更懂得了爱。我想说,《云中记》中的阿巴,和这对夫妇有相似之处,他们的胸怀远比俗常人广阔,更懂得人生意义的完整、生命的可贵,以及如何去爱。有出息的文学家,自然天生不能长久匍匐于地面,“谁能凌驾于生活之上,不难领悟那百花和沉默万物的私语!”

  我们喜欢阿来,无论他在写什么,阿来就是阿来。(胡平)

[ 责编:张义文 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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